当我们在惊叹手机越来越大的储存容量、超快的5G速度时，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——我们每天带着超过1000亿个大脑神经元到处游晃。有好事者计算过人脑的存储容量，最少也有76亿TB，相当于9.5亿块8T硬盘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着多种多样的感知方式和输出方式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，就是图像。
亡者犹在
中国文化里重要的一项仪式就是对于亡者的祭奠。清明节扫墓，中元节烧纸，过年过节烧香摆桌。
饭菜瓜果奉上，还要有酒杯、筷子、碗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供饭是最重要的仪式，就如逝者亲临。当我们在给祖先们满上酒，夹好菜的时候，大脑已经虚拟出画面和场景，就像是真的有人在享用饭菜、贡品，虽然碗不会真的被祖先们端起，但在祭祀之后，人们就认定祖先们吃过了这顿饭。中国许多人家都供有“家神”，上面只有文字，没有画面，但人们也会很虔诚地三跪九叩，向祖先祷告，抽象的文字本身没有魔力，但是佐以规范的仪式和人类的想象，就可以变得神圣。
鲁迅先生的小说《祝福》就特别描写了压垮祥林嫂的最后一根稻草：捐了门槛的祥林嫂要去摆弄祭祀的供品，鲁四老爷却因为“她是个不祥的人”，嫌恶地呵斥了她。祥林嫂摆弄的祭品是否神圣，便来源于鲁四老爷脑海中想象的画面，如果是鲁大爷鲁滨逊看到这一幕，恐怕会让祥林嫂打包带走去漂流。
中国文化里跟亡灵很亲近，《聊斋》里有很多篇幅是给书生和鬼魂的，《扪虱谈鬼录》更是将古今的鬼魂分类整编了一番，谈鬼话，讲人事，喜怒哀乐，升官发财，仍然是想象中亡者的世界，和世俗生活并无太大的区别。
我们对亡者的想象画面，来自于虚拟场景的塑造，而这正是出于特定文化背景，脑中为自己描绘的图像。或许正是这样的方式，让我们感到逝者亲临，亡者犹存，消解分离的伤悲，模糊生死的边界。
回忆的加工
日本电影《罗生门》里讲述了一个凶杀案，然而强盗、武士、女人在回忆案发的时候，却有了不同的说辞。当然我们会认为他们为了自己形象的光辉，都有说谎的成分，但每个人回忆案发的时候，不也都言之凿凿，自己都很相信吗？
记忆是有可塑性的，《当心，记忆不可靠》这本书就以一个童年性侵的案件切入，研究了回忆可能被重构的可能性。
吉米之前并没有回忆起自己童年被长辈性侵的事情，但是在调查者的诱导和描述及相关照片的暗示下，他不仅回忆起了事件，甚至对记忆进行了细节加工，但是最后事实证明，长辈并未对他有侵犯。这些受害经历，是通过重塑回忆而达到的。
在BBC悬疑剧《真相捕捉》里，无辜的肖恩在监控录像的反复播放下，渐渐发现一些之前没有的画面会闪回脑海，以至于自己都怀疑是不是杀了人。
诺奖获得者石黑一雄一直是写回忆题材的高手，他在《浮世画家》里塑造了一个主人公——小野增二。这是一位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画家，在二战期间一度成为社会的核心人物，但是日本战败后，各种指责和议论纷纷扑面而来，让原本就自卑的小野增二深受内疚和负罪之苦，在自卑情结中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
但是人不能一直活在自我否定之中，重造回忆，便成了一个出口，他选择逃避现实生活，通过回忆来扭曲事实，把过去的军国主义做派重塑成为荣耀而奋斗的故事。
他和《长日将尽》里的老管家一样，当现实和自己想象中的图景不和时，就用回忆的方式再造一段记忆。
当我们要保持自我同一性时，往往遵循的是省力原则，改变过去的模样，是最简捷的办法。恨一个人的时候，全是关于他“罪证”的回忆，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回忆也都罩上了金色光芒。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对自己犯下的错，自己背叛过的感情，曾经的懦弱、羞耻、残忍，都会进行再次加工。
如果无法割裂过去，又要现世安稳，那就给回忆加上滤镜。
未来的愿景
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未来尚未定型，便有了创造和改变的可能。
“开了城门迎闯王，闯王来了不纳粮。不当差，不纳粮，大家快活过一场。”明末的北京城流传着这样的儿歌，官僚系统沉疴难复，朝廷年年用兵，百姓的赋税年年加重，儿歌里的“不纳粮、不当差”无疑是给老百姓们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景。叩开城门，需要铁骑刀箭，而叩开人心，则需要这样的想象画面。
习武的少年，也一定无数次想象过自己上阵杀敌，剑指苍穹的画面，作为一个从未到过边塞的边塞诗人，杨炯的边塞便是他脑补的画面，总是带着壮志和帅气，《从军行》有句“雪暗凋旗画，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”正是这些想象的画面，让他壮心不已，壮怀激烈。若是他真的去了，可能写下的就是“年年战骨埋荒外，空见蒲桃入汉家。”想象的愿景常常能给人以激励，也能给人以暂时隐忍的耐心。
怀揣着天鹅芭蕾梦的小姑娘，咬着牙一次次完成高难度的动作，奥运会的选手们在疲惫之余，想起国旗因自己而升起，国歌因自己而奏响的画面，又投身在艰苦的训练中。
我们如何用想象的方式去安放和储存这些图像的，定义了我们是谁，我们将成为谁。（作者 王天娥 来源：国家税务总局册亨县税务局）
